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鱼人二代【迎新春征文】吴斌:我在司令部当文书-贺兰军魂

全部文章 admin 2019-03-02 613 次浏览
【迎新春征文】吴斌:我在司令部当文书-贺兰军魂


迎新春征文
GOOD LUCKY 2018
我在司令部当文书
●吴 斌
一九六九年一月,我应征入伍,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。两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,即被分配到团司令部当文书。当时的团长是韩文科,政委邓志芳,参谋长李天生,副参谋长袁尚礼,政治处主任刘定汉。
那一年到我们江苏南通接兵的团长是李天生,小巧精干帅气的袁宝昌是司号员。到我们公社接兵的是机耕队指导员王幸福,班长钱家志(后为通信连排长)。王指导员第一次家访时就喜欢上了我这个南通嘎娃子。王指导员到我家时,我正在精心绘制《毛泽东去安源》的画像。从小我就喜欢绘画,每当放学以后,就依着连环画照葫芦画瓢,于是家里的墙壁四周都贴满了关羽、张飞等连环画像。初中毕业后,适逢文革期间农村搞“三忠于”活动,我就为生产队或有关单位画巨幅彩色的毛主席画像。为生产队画,每天一个工四毛五分钱,其他单位画是六毛钱。除此以外,我还会拉二胡、吹笛子、弹三弦等。因此,曹小小跳“忠”字舞,搞文艺宣传,我亦是积极分子。有这些特长,王指导员自然喜欢了。新兵集中换了军装以后,指导员就让我当了新兵连文书芦柑上火吗。记得当时我穿了一身并不合身的军装,身背一个牛皮文件包,跟在指导员身旁跑前跑后尘世巅峰,真的吸引了许多战友羡慕的目光。
我们团原为甘肃省军区独立步兵第二团,驻扎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博拉寺。这里山高林密,风景秀丽,在东西走向的山沟里,一条简易的砂石公路贯穿其间。部队的营房梯次修建在公路左侧的山脚下,营房前有一大片齐人高的灌木林,对面的山顶上终年积雪,山上参天的松树林四季常青,山下潺潺的泉水川流不息。在营房西北不远的地方,甘南很有名气的博拉寺在“文革”时被毁,又高又厚的断墙残垣默默地矗立在那里,失去了往日的盎然生机。尽管如此,时不时地仍能见到虔诚的藏族男女,围绕着废墟转经,顶礼膜拜。在营房门前还经常可以看见勤劳的藏族妇女,光着脚身背偌大的马草垛,像一辆辆满载的马车在公路上缓缓前行。藏胞对我们解放军非常好,平日里经常给我们送牛奶、酸奶,逢年过节时总要赶着牛羊到部队来慰问。我们司令部炊事班的同志不会宰杀牛羊,藏胞就主动帮忙,牛羊肉留下,内脏杂碎归其享有。有一回我亲眼看到藏胞拿着刚刚宰杀的牛羊肠肚,抠去肠肚内的异物后,便大口地朵颐起来。
在司令部当文书,其实职是军械员兼文书,主要负责保管团首长和司令部、政治处所有干部的枪支弹药,帮助首长抄抄写写机关的一些文字材料等。平时与之接触相对较多的是军务股。因为每个月都要做“实力”。所谓“实力”,刚开始时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是当时的军务参谋程发林手把手地教我填报军事、政治实力。原来,军事实力就是单位或部门在编人员调动情况的统计数据,政治实力亦是党团员流动情况的统计。当时的军务股长是田树仁、参谋程发林、保密员姚天成。这些首长对我也是特别关心,田股长、程参谋经常到我宿舍来教我整理内务、内部文档的收集与保管等。一九七〇年四、五月份时,团里召开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表彰大会,把我借到会务组婪的组词,是田股长、姚天成教会了我打字印材料。
在司令部当文书,工作较为单纯,除了以上工作外,就是参加司令部勤务班的一些工作,诸如种菜、砍柴火等。每当星期日休息时,管理股长赵文选亲自套上马车,带我们上山砍柴。我们来自南方水乡的兵都会游泳,赵股长时不时还带着我们到山边小溪里炸鱼。一只酒瓶装点炸药,扔到小溪里—爆炸,一群小鱼浮出水面,我们会游泳的立马跳下去捞起来,晚餐的盘中又多了一道味美可口的油炸鱼。
一九六九年七、八月份,我还去了二郎滩参加收割油籽和马草,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二郎滩是我们团的生产基地,大约有万亩以上良田,主要种植油菜和燕麦。团里组建了一个机耕队,配备了拖拉机等设备负责耕种。油籽燕麦成熟时,全团抽调部分连队参与收割,一到二郎滩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油籽和燕麦。这是我们从未见到过的场景,到什么时间才能收割完?心里直犯嘀咕。正式开始收割了,各个连队按划定的区域一字排开,并肩向前推进。各连队间亦开展了劳动竞赛,团里每天公布收割进度。只听得口号声、歌声,“嚓、嚓”的收割声,犹如一首美妙的交响乐均安乐园网,回荡在二郎滩上空。我记得政治处郅道宏干事每天都是光着膀子干,几天下来,脸上、身上都被晒成了紫铜色,整个的收割场上,就数他割得快、嗓门高、号子亮。
在二郎滩收割期间,我们和后勤大车排同住一个通铺。正巧我就和我的同乡韩海坤同睡一个被窝。收割结束回到司令部以后,我总觉得腰间特别痒,手一摸,皮肤上就像生了痱子一样,当时还以为是得了什么皮肤病呢。一次休息天的早上,我翻开衬裤看了一看,哇!只见裤腰缝里一排排密密麻麻的虱子在爬动,再一看衬衣、棉被缝里也生了许多。于是我就抓呀、掐呀、用开水汤呀、折腾了整个星期,才把这些虱子消灭了。
一九七〇年底部队调防到宁夏,司令部驻扎在枣窝火车站的几排旧民宅内,我们把床板铺在土炕上霍天都,土炕上铺着苇席,四周墙上糊着报纸。晚上熄灯以后,只听见从报纸里发出淅淅沥沥的响声,一觉醒来,几乎所有的干战都被臭虫咬得满身又红又肿的疙瘩。第二天一大早,只听见司政机关宿舍门前都是“啪、啪”的甩床板的声音,床板甩过,地下抖落一片满肚子是血的臭虫。臭虫不像虱子,不附着在人身上,白天都鉆在床板,墙壁的缝隙里,晚上只要一熄灯,就爬出来咬人了。我们用了诸如喷药等好多法子,经过好长一段时间才将其消灭干净。据当地人讲,臭虫怕羊擅味,李德荣副政委在一营蹲点时,就在床底下栓了一只羊。
在司令部,参谋长李天生是出了名的好猎手,经常在下班后拿起小口径步枪出去打野鸡。因为藏民不吃野鸡肉,故而漫山遍野都有野鸡。参谋长只要一出手,总能拎回一串串的野鸡。适逢周日陈在鹏,他还带着保密员姚天成骑上马进山打孢子钱智民,我记得最多的一次一共打了四只,都送到了司令部灶上,让司令部、政治处的干战们包包子,吃手抓,大饱了口福。
团首长平易近人,没有一点架子。特别是李参谋长、袁副参谋长,经常和勤杂班、炊事班的战士们一起谈心、下棋,打篮球,有时还到我们的宿舍里看看,嘘寒问暖,备感亲切。最近,我翻阅像册,看到了李参谋长、袁副参谋长和我们勤杂班战士的合影。在团首长里面,先后担任过团长的袁尚礼、段学智、李念纪等都喜欢下棋。我在当作训参谋时,这些领导都经常找我来下几把。记得我在三连当排长时歌留多,李团长还带着到我们团里挂职的副团长韩战平到双人山来和我下棋。韩战平是当时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的小儿子,毕业于解放军广州体育学院,会游泳,篮球打得好,也喜欢下棋梧州骑楼城。那一天我们下了三盘棋,两和一胜,我略微领先。
在司令部当文书期间,我目睹了一起让我非常感动的事件,令人终身难忘。那是在一九六九年六、七月间的一个中午时分,团里的救护车从营房门外急驰而至鱼人二代,停在了团集训队营房前,并从车上抬下一个伤员,我走近一看,这名伤员头扎绷带满脸是血,棉衣上有许多豆粒大的小洞,棉絮外露。我掀开被子一看,两行眼泪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。原来这位伤员就是我的老首长、团机耕队的指导员王幸福。王指导员怎么会负伤的呢?我通过机耕队的老乡(当年分到机耕队的南通籍的兵有十几个人)打听到了事情的原委。出事当天,机耕队组织新兵进行手榴弹实弹投掷训练,王指导员是现场指挥。前面的几个人都顺利完成了实弹投掷,就在抡到新战士宗国民投掷时发生了意外。由于高度紧张,宗国民投掷时撒手过早,将手榴弹直上直下投至高空,掉落在掩体前4—5米远的地方单婉晶,手榴弹落地了,嗤嗤地冒着青烟,宗国民还愣愣地站在原地。说时迟那时快,只见王指导员一个鱼跃,将宗国民扑倒在地并按在身下,手榴弹爆炸了,宗国民安然无恙,王指导员却负了伤。经卫生队医生检查,他的下颌骨被炸成粉碎性骨折,没有危及生命。作为训练事故,团里对王指导员没有处分也没褒奖冯佳怡。如果按现在的理念来评判这件事,我认为王指导员的行为应当受到表彰奖励。因为在平时的军事训练中,发生意外并因此造成人员伤害,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了,意外发生时就是要看组织处置和补救是否及时得当,损失是否降到最小。就王指导员的行为来看,在手榴弹即将爆炸的危急时刻,他不顾个人安危,舍生忘死救战友的壮举值得推崇颂扬。不管功过如何评说,但王幸福舍生救战友的英勇行为值得我学习一辈子!
作者:吴斌,一九六九年一月入伍,曾任司令部、三连文书,一营书记。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甘肃师范大学外语系蒙古语专业毕业,其后任司令部作训参谋,一九八五年转业至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工作,二〇一一年从宣教处长(副处)岗位上退休。